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，就业形势愈加严峻，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“宁用武大郎，不选穆桂英”的性别歧视，而单独二孩政策也“意外”让性别门槛再次悄然抬高。屡禁不止的性别歧视让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男生。(中新网 5月26日)很明显，由于面临“怀孕、生育、哺育”等特殊生理需要，在就业过程中，女性确实会面临比男性更高的就业成本；面对这种就业成本，以逐利为天性的企业用人单位，势必很难心甘情愿地自觉接受，而会尽可能利用各种“潜规则”进行规避。这正像有学者指出的，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性原因，会产生“生产价值断档期”，“如果只是将该成本全部核算在企业身上，势必会遇到比较大的抵触”。这也就是说，“宁用武大郎，不选穆桂英”其实是一种很难单靠市场“无形之手”就能自动消弭的现象，乃是“市场失灵”的一种表现。很明显，消除针对女性的就业性别歧视，不仅是一个市场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深层的基本社会文明伦理问题。因为就根本而言，女性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各种就业成本，并不只是女性自身的成本，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自我繁衍、生存发展的基本成本，承担这样的成本，作为代表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，当然义不容辞。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除了一方面要强化事后的惩戒机制，如加大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、增加其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、使其“不敢”歧视之外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恐怕还在于，要在事前预防方面，采取更多积极的激励保障措施、主动地帮助用人单位来分担“养育子女”这种原本属于“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”，降低用人单位因雇用女性而增加的成本，从而使其“不必”性别歧视。比如，对于因女性生育、哺育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而增加的企业“生产价值断档”成本，予以一定财政补贴补偿；为雇用女性数量较多的用人单位，提供必要的税收减免优惠，等等。